在七十年代，对许多在乡下的家庭来说，刚毕业的年轻人要找一份能糊口的工作，是个沉重的课题。我妈就这件事和我舅舅讨论了几次，后来就安排了二哥投靠舅母在新加坡的亲属，在一家餐馆里当学徒。我还记得我妈当面告诉二哥这个决定时的场景。 当时二哥对大人们的这个安排没有表现出高兴的样子，我是后来听我妈说二哥同意了。
就这样，考完 MCE不久，二哥就到新加坡工作去了。
不久之后，我妈，我三姐和我也搬离了咱老家。 身处异乡，年少的我也没有和二哥有什么深度联系。仍然记得的，是二哥曾寄了一张他在新加坡裕廊飞禽公园入口处的相片回来。
三年之后的农历新年来临之前，我妈，三姐和我已搬回老家住了。那年，二哥过年回来的时候，穿着一双 Adidas 的 Kareem Abdul
Jabbar。这款鞋白底蓝条的，是那时青少年人最时髦的搭配。二哥穿着那双鞋，配上浅蓝色牛仔裤和白色 t-shirt，样子朝气满满的。
二哥的农历新年假期完毕，回新加坡工作之前问我喜不喜欢这双鞋，我说非常喜欢。 他说， 你看看你穿得下不，合适的话，那我就留下给你穿啦。我当下试了试，那鞋子就刚好合脚。我向二哥谢了谢，满心欢喜的收下了那双鞋。
年少的我对鞋子总有一种难以忘怀的情怀；我搬离老家在异地读书的那段日子里，打了两年的篮球。在十多个一起打篮球的朋友当中，我和阿友 -- 一个手臂伸展特别长的球友（所以被取了“长妖”的外号 😄）是仅有的两个没穿球鞋打球的人。那时我曾多次和我妈说我想买一双“回力”篮球鞋，却从未得到我妈的同意。即使脚板磨出了厚厚的茧，我对篮球依然热爱。
二哥的这双鞋被留下之后，我就乘着学校的补课天，穿出去炫耀一番。 在我一起玩的朋友间，家境比较好的都在穿着 Adidas 鞋； QQ穿着的是 Wimbledon， ZX和 KF穿着 Rom。这群同学谈起这些鞋子的各种款式的时候，我也能凑上去聊几句，只是他们说的许多款式我都不知道，我知道的只有我脚下穿的那双。
可惜的是，正值少年发育期的我，没穿多久脚板又长大了，渐渐的那双鞋子也不再合适。我把鞋带绑的很松很松的，忍着不适，勉强又穿了一段日子。再后来，终于还是完全穿不下了。那双鞋子被我搁在一边时，鞋底的花纹还厚着，今天想起来，心里还觉得可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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隔年的农历新年，二哥回来的时候，带了一架 SONY WALKMAN 回来。 他到家放下行李，把年货交给我妈，且和她聊了一会儿之后，就拿给三姐和我看，并教我们怎么用。 过后，二哥就把耳机交给我们两个轮流听 WALKMAN。
几个月之后，二哥有事回老家。这一次在回新加坡之前，告诉我们，他把这架 WALKMAN 留在老家给我们用。
从那时候起，这架 WALKMAN 就留在了我们身边，陪着我度过了好一段日子，直到它彻底退役。我常常小心翼翼的把 WALKMAN挂在裤头，戴着耳机，踏着脚车，迎着风，到处溜达。二哥留下的卡式录音带只有两盒，一盒是许冠杰的《浪子心声》，另一盒是 Bee Gees 的专辑。尽管来来去去只有这两盒，我却怎么也听不厌。
再后来，因为频繁换电池的开销，我们听得也渐渐少了。再到后来，机子出了故障，维修费用又成了问题，最终它还是被我们默默地搁置在一旁。
正当我在过着这些日子的时候，二哥也在餐馆里默默的学着手艺。
二哥在新加坡待了四五年之后，就离开新加坡，到 Petaling Jaya 开了一家大炒档口。 开始的时候是和亲戚一起合作，后来他自己在士布爹开了一家。只是，生意并不算顺利。
很多年以后，在几次谈话里，二哥都曾经提起过他在吉隆坡尝试创业的那段日子。他说，那是他工作这么久以来，生活过得最艰苦的一段时间。
二哥刚到吉隆坡时， 买了一辆二手的 SUZUKI kapchai 代步。 不久后，他卖了残旧的 SUZUKI，换了一辆新的 HONDA Fame。在吉隆坡拼搏了两年余，二哥就重回新加坡工作。 临走前，他没有把那辆 Fame 卖掉，而是把它骑回老家，留给了我。
我那时骑着的是我姨丈过给我的老 YAMAHA kapchai. 交给我的时候已经是十多年的车龄。 有了二哥这辆 Fame， 我当然非常开心。只是，那时候的我并不懂得这些东西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自己忽然有了一辆新的 HONDA Fame，那种开心很实在。
那辆 Fame 后来陪了我很长一段时间。从我还在老家，到后来去吉隆坡念书，再到出来工作，一共陪了我九年。直到工作了五年， 换工作时， 我才把它卖掉，换了一辆二手的 PROTON Saga。
细想起来，那时候二哥就这样把买来的东西，用过一阵子或者迁移之前，便把它们留下来给我（们）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可能是他到了外面的世界生活以后，看见我们留在老家的物质匮乏，想替我们填补些什么。沿着我们惯有的说话方式，我知道他是不会说出来的。只是很多年以后，当我回忆这些旧事，才慢慢意识到，它们可能比当年的一句“你拿去用先”，还要多了一些物质之外的东西。
2005年我从公司离职，自己出来创业。刚开始的那两年生意并不算顺利，却因为如此，让我有了一些时间，跟着二哥去了好几个地方钓鱼。
想起来还真去过不少地方：和他去过 Rompin 钓旗鱼，去四百多公里外的 Pulau Kapas 钓鱿鱼，Pulau Jarak, 然后也去过 Pulau Ketam 的海上宿舍住宿和咸水鱼塘，虽然那两次好像是一起喝啤酒吃花生聊天多过钓鱼😄。
在这几次钓游里，二哥最喜欢的应该还是 Rompin 那次。他在那趟出海起了一条四十多公斤的旗鱼，朋友幼明在船上为他拍了一张极帅的相片。二哥回到新加坡后，把那张相片设为了他电脑的 screen saver, 一放就是好多年。
2004那年我妈，二姐，二哥以及我一家去了北京。 游长城时，因为石阶高差的关系，二哥把我妈半推半扶的，爬上了八达岭长城，我妈爬了上去哈哈的笑，可开心了。 那趟绝对是我人生里最有意义的一次旅行。我妈去世之后，2012年我们去了巴厘岛，2013年去了上海和杭州，2017年末又一起去了澳门和香港。
有了年纪之后，我常会在不经意间想起这些与二哥相关的往事；农历新年时大哥和二哥赶回来过年的匆忙来去，家里的聚餐准备，每年相聚一次时谈的生活趣事，一起旅行的回忆，许多许多。
人这一辈子，总是在年轻时为了谋生和工作， 慢慢学会了刚强与圆滑，却又在终于卸下养家的担子后，重新拾起最初的那份柔软与纯粹——就像我们当年刚刚走出老家时，那般朴实无华的样子。
October 2026
